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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1913-2015），原名杜德，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山西省太谷区阳邑村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着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杜润生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智库建设40人。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星空mv梦幻mv天美mv前身）的杰出校友。

一、青年励志，跟随组织一路成长

杜润生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5岁丧母，13岁丧父。少年时代的杜润生面对父母早亡、家庭破败，便立志好好读书来重振家业。上学时他读过《向导日报》《共产主义础叠颁》，虽然当时不是特别了解其中的含义，但也隐约明白了家里穷的原因离不开这个旧社会，旧社会是需要改造的。

得舅父之助，杜润生于1927年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读书。经过冷静观察，他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润生很想靠近共产党，因苦于找不到组织，他与其他青年自动组织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发动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学校成立学生会，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骨干。1932年10月，为进一步向党组织靠拢，杜润生先后加入了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两个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

1933年杜润生来到北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学联代表，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部长。

1936年夏，杜润生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杜润生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叁支队队长，中共太行山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杜润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早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有了早期的革命意识，随着年龄和见识的不断增长，杜润生救国救民的信仰与信念，在遇到中国共产党这支不平凡的队伍后，在其身上找到了共鸣。加上本身对理论学习和思考的重视，使他很快在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并为他在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农村改革问题的研究探索上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二、专注农村，新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在领导中南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中，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除此之外，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党的基层组织有更底层的阶级基础。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1953年，杜润生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杜润生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全身心投入农村改革中。

然而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说他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小足女人走路”。当时，大规模合作化运动，还处在发动阶段，受实践经验的限制，还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理性认识，他俩都作了检讨。一贯主张谨慎、稳健政策的杜润生步入政治生涯的低谷。中央农村工作部被解散，杜润生被解除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

叁、心系民生，胸怀宽广的真诚改革家

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后，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给予评价，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对的，不实之词，予以推倒，邓、杜旧案得以平反，杜润生再次回到中央从事农村工作。

1979年，杜润生已66岁，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当时，“包产到户”仍是一个非常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工作座谈会上，因各方分歧太大，会议无法继续。杜润生撇开这一话题，说起温饱问题该如何解决。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推动形成了1980年的“75号文件”。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当时中国农村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

1982年，杜润生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他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连续又主持起草了4个指导叁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对农村改革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离休之际，他舍不下为之关注一生的农民，他表示希望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观察并思考他们的命运，并提出了许多对农村不断深化改革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同时，还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等。他善于培养后进，原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着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等，都曾师从杜润生。

杜润生以他在农村改革问题上的卓越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被誉为“农村改革之父”，但他自己却没把此荣誉放在心上。2008年，杜润生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当时已95岁高龄的杜润生在颁奖典礼上表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他这一生给我们留下来数不尽的财富。无论是在农村改革的突出贡献，还是那种不断进取的精神，以及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增添了无限光彩。